构建和谐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大变局

编者按： 构建和谐中国：让“四大雁阵”比翼奋飞

■  半月谈编辑部

   和谐中国，理应是一个区域协调发展的中国。谋求中国和谐，当然离不开区域和谐。中国经济地理版图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已由传统的沿海、内地两大块，细化为目前的东、中、西、东北四大政策区域。当前，各区域干部群众都有一个共同心愿：扭转“东富西贫，南强北弱”的不均衡局面，谋求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
    在半月谈最近策划组织的区域协调发展专题调研中，各路记者激动地发现，中央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相继启动实施以来，四大经济板块各自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可谓各显神通，亮点纷呈：西部在西进劲曲中通过国家支持、自身努力和区域合作，由传统资源时代向产业时代挺进，普遍驶入加速增长的轨道；中部6省承接和对接产业梯度转移，在承东启西中谋求崛起，意欲挥别“不东不西”的尴尬；东北3省则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改组改造，昭示出“老工业巨人”重振雄风的气概；东部更是志在将“率先发展”进行到底，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率先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演绎出凤凰浴火重生的新版传奇。
    毋庸讳言，由于自然、历史、经济和政治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当前区域发展并不平衡，区域间公共服务、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扩大的趋势亟待得到遏制。当然，协调发展不等于整齐划一，让大家固守一个发展速度。缩小区域差距，也不简单地等同于缩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差异，近期关键目标在于缩小各区域间居民收入以及享有的公共服务水平的差异。正如许多权威人士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区域政策偏重控制区域间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的差距，因而也带来了诸多矛盾和问题。
    今天怎么下好“协调”这盘棋？可以说，走好区域互动这个关键棋子，满盘皆活。在这次区域协调发展专题调研中，各大区域健全互动机制的露珠般鲜亮的经验频频刷新半月谈记者的视线。导入了扶持机制，落实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理念，国家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逐年加大，当地许多老百姓为民生所困而紧蹙的眉头渐渐展开。导入了市场机制，行政区划的局限和体制坚冰在不同程度上被打破，活跃的生产要素如出笼鸟在区域间自由流动。导入了合作机制，长三角、泛珠三角、环渤海湾、北部湾等区域经济协作和技术、人才合作初显“1+1＞2”的奇妙效应。导入了互助机制，沿海发达地区向西部伸出了对口支援、社会捐助之手，浙江商人描画出中国最有活力的资本力量战略西移路线图，用市场之手紧紧牵引帮扶之手。
    长空雁阵，谁不羡其变换而又一致的完美造型？可以预见，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有了市场、合作、互助和扶持四大互动机制“四管齐下”，中国四大区域“四大雁阵”结伴比翼奋飞的壮丽景观，不久将在13亿人的殷切期盼中变成生动而诱人的现实。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新挑战

■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王一鸣

五大态势昭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五大态势昭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

    态势一、实施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部署，各有侧重的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2000年以来，我国先后启动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区域发展战略，中央政府加大了向这三个区域重点领域的投资倾斜，改善了当地的基础设施条件和投资环境，提高了当地的公共服务水平，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这些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同时，东部沿海地区依托自身的经济基础，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不断提升综合竞争力，继续保持领先发展势头。
    2005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的GDP占全国GDP的份额分别为55%、19%、17%、9%。2001～2005年，四大区域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2.35%、10.86%、11.12%和10.87%。我们也要看到，在经济总量差距矛盾得以缓解的同时，增长质量的差距仍在扩大。
    态势二、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度提高，城市群和大都市圈的主导地位凸显。
    区域经济发展不仅受到自然禀赋和比较优势的影响，而且也取决于对可流动的生产要素的吸纳。目前农村进入城市的劳动力已经达到1.5亿人，跨省流动劳动力90%来自中西部，82%流向东部地区，而且约有2/3农村转移劳动力进入地级以上大中城市。人口和经济活动向城市群和大都市圈集中的趋势增强，不仅形成巨大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还促进了城市群和大都市圈的发展。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沿海三大城市群占全国GDP的份额接近40%，成为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和增长极。
    态势三、各区域比较优势逐步发挥，区际产业分工明显增强。
    产业发展的经济合理性要求和市场条件，逐步替代矿产资源分布等传统区位因素，成为产业区域布局的主导因素。一方面，近年来高速增长的钢铁、建材、有色金属、汽车、电子等基础产业和加工工业进一步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另一方面，能源工业等对资源依赖程度较强的产业，向西部地区集聚的势头增强，西南地区的水电资源开发、西北地区的油气资源开发等，都形成了相当规模。为解决东部沿海地区能源和水资源的短缺，不得不建设远距离的资源调配工程，比如正在建设的南水北调工程，以及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形成了资源大跨度区际调动。
　  态势四、沿海地区国际化程度提高，利用国际资源的区域差距扩大。
    东部沿海地区成为国际产业集聚和吸纳外商投资最为密集的区域，同时成为世界性制造基地。而广大的内陆地区经济联系仍主要面向国内市场，吸纳国际资本和产业转移规模有限。今后一段时期，随着沿海地区生产要素价格的抬升，一些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会向内陆地区转移，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总体格局不会改变。
    态势五、区域间竞争和合作交互作用，推动了区际互动发展。
    区际竞争关系加剧，一些地方政府以工业园区建设和城市建设为载体，调动各种资源扩大投资规模，包括以税收优惠和土地低价吸引投资，使得一些不具优势或者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弱的区域，也形成较大的工业规模。与此同时，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以市场为基础的区域经济合作全面展开。各地区出于增强竞争力的内在要求，开始突破传统的制度性障碍，推进区域经济整合，发展各种横向合作。区际竞争促进各区域提高本区域竞争力，区域经济合作和生产要素大规模区际流动，增强了区际互动发展关系。

四大问题挑战中国区域政策

　  长期以来，我国区域政策的核心目标是解决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协调区域间利益关系，但由于在指导思想上主要是控制区域间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的差距，因而也带来了诸多矛盾和问题。
    挑战一、一些区域产业发展超过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导致生态环境恶化。
    推进工业建设和城市扩张的过程中，大量消耗资源和占用耕地，环境损耗和污染加剧，导致一些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快速下降。各省区市“十一五”规划中确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目标普遍比国家的预期目标高1～2个百分点，但主动把环保控制指标定得比全国平均控制指标还高的，却几乎没有。
    挑战二、人口转移滞后于经济的空间集聚，区域间收入差距扩大。
    沿海地区成为农村外出劳动力的主要吸纳地，但受现有体制制约，绝大部分流动人口难以转化为本地人口，除了获取劳动报酬以外，他们所创造财富的剩余部分大多转化为当地收入，这无疑进一步扩大了区域间的收入差距。一些地方政府不重视转移劳动力本地化和相应的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大量转移劳动力被排斥在城市化进程之外。
    挑战三、对社会事业平衡发展重视不够，公共服务水平区际差距扩大。
    国家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区域政策偏重经济发展的区域平衡，对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品供给的区域平衡关注不够，使得公共服务水平的区际差距扩大。经济落后地区受到自身财力的约束，加之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规模有限，与发达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进一步拉大。
    挑战四、沿海地区对外贸易中加工贸易比重高，技术创新能力薄弱。
    沿海地区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的生产链上，仍处于中低档环节，出口产品中加工贸易比重大，初级产品和高能耗产品占有相当比重。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85%以上是外资企业完成的。技术主要依*引进和模仿，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值低。
    解决上述问题，不仅需要合理规范地方政府职能，创新区域发展模式，也需要重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区域政策框架。

（编辑：王新亚）

※　北移篇　※
   　北移，正在成为统筹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新的关键词。与珠三角、长三角的区域经济发展风生水起相比，一直显得多少有些沉寂的以环渤海区域为中心的北方，近年来以猛烈的加速度突然启动，不断增加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权重，正在重塑着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和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半月谈记者最近赴北京、天津、山东、内蒙古等地调研，亲身感受到这股新的脉动。环渤海地区位于北方核心区域，辐射华北、东北、西北，“激活”该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无疑将直接促进我国区域经济板块的“四大雁阵”比翼而飞。

        
聚焦“北移现象”：
中国区域增长重心划出新轨迹

■  半月谈记者 张涛 崔军强 吕福明

发力

　  9月的北方，秋意正浓。走进天津，这个定位北方经济中心的城市，工地上脚手架林立，立交桥四通八达，快速路不断向天际线延伸；青岛，这座依山傍海的海滨城市，一座座正在兴建的高楼厂房显示出青春生机；一个翻天覆地的新内蒙古，每年吸引着上百个省部级以上的考察队伍，“内蒙古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
    2003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的区域增长格局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与“中国经济领头雁”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近年来遭遇整体经济增速回调、经济增长趋于理性回归相比，以环渤海为中心的中国北方区域突然发力，区域增长重心持续向北转移。在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速上，环渤海地区的各省市排名前列，超过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许多省市。
    “环渤海区域有京津冀、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广义范围还包括山西和内蒙古。环渤海区域经济正在崛起!”在最近召开的国际金融论坛年会上，天津市市长戴相龙说。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研究员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心一直在东南沿海地区。这是由该区域所具备的各种因素决定的。观察未来10年甚至更长远的中国区域发展格局，以环渤海为中心的北部区域有足够的理由成为经济增长核心区。
　  “前年5月我从外地出差回来，有人问到这个问题，我还没有这个概念，现在区域增长重心持续向北转移的趋势越来越明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冯杰博士说，作出这种有力判断的依据是经济几何重心的变化。经济几何重心是指区域经济空间里的某一点，在该点上各个方向上的经济力量能够维持均衡，其变化轨迹能够综合反映出经济活动重心在空间上的变化。决定经济几何重心的因素分别为各地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总量。
    冯杰博士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几何重心整体表现为由起点向南偏西方向快速移动，移动方向明显指向珠三角地区。1991年起，经济几何重心在继续快速南移的同时，方向发生明显的变化，即由之前的南偏西拐向南偏东，这一方向上的变化主要是由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明显加速和经济总量迅速扩大导致。2004至2005年，经济几何重心再次发生重要变化，明显偏向正北移动，并且移动幅度有所加大。这种特征表明我国北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在持续加速。
　  有关统计数据也印证着这样的判断。2005年，以京津冀、山东、辽宁为“一体两翼”的北部地区，经济发展高于全国平均速度3.8个百分点，经济总量已占到全国的1/4，进出口占全国20%，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39%。
    环渤海各省区市的发展可以用“咄咄逼人”来形容。今年上半年，山东的企业利润规模已接近中国的两个大省广东和江苏之和；内蒙古全区GDP、财政收入、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等几项增速近三年保持全国第一；辽宁从2004年第一季度开始已连续10个季度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12%以上；2005年河北省经济总量突破了万亿元，财政总收入突破了千亿元。
    这个区域最值得关注的是，以京津冀都市圈为“一体”的加强区域经济发展在京津冀高层已逐渐取得共识，推进该区域加强合作的动力明显增强。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北京、天津、河北参加的京津冀都市圈发展规划已经基本编制完成。京津冀交通一体化规划和建设、京津塘高新技术产业走廊建设、首钢炼钢产业向曹妃甸工业区的转移等，都将加快该地区产业体系的分工与融合。京津冀都市圈在发展的同时，也加强了与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的联系。

动因

 　 近年中国经济重心区由南向北变迁，境外资本也日益呈现“北上”的态势。最近，台湾机电电子同业会公会发布《2006年大陆地区投资环境与风险调查》，天津滨海新区、北京亦庄开发区、济南和大连4个位于渤海湾地区的城市被给予了“极力推荐”的评级，而台商投资最早、最集中的珠三角重镇深圳、东莞的评分却一落千丈，很多台商都看好环渤海地区。
　  “在珠三角、长三角经济圈积极推进圈内一体化进程的同时，由于土地、能源等生产要素的日益紧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环境压力的提高，两大经济圈面临调整产业结构的紧迫压力。而北部区域劳动力价格和要素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正好凸显。”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研究员分析认为，“无疑，要素成本的提高和资源能源的约束，是一些投资者选择北上的两个直接驱动力。”
    肖金成还认为，投资者选择北上还与北部区域软环境的不断改善紧密相关。过去，观念和体制相对落后、国有经济比重大、包袱沉重的北方地区，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大批国有企业的改革改制，如今观念变革比较明显，开放程度有很大进步，投资环境日趋改善，提供了很多的国家级开发区、工业园区，外资进入比较快，民营经济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对这个地区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经济增长重心北移，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的经济增长结构发生了变化。”天津社科院卢卫研究员说，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发展向轻纺工业、基础产业倾斜，华南地区的产业结构正好以轻工业为主，适应了这个格局，在我国产业政策优惠条件及港澳台的资金、信息、人才、技术等因素的带动下，华南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经过20多年的经济发展，目前中国正进入工业化的加速时期，不可避免地迎来重化工业阶段。中国北部尤其是环渤海地区重化工业基础雄厚，有重化工业腾飞的条件，又毗邻重工业十分发达的日本、韩国，众多的外国资金、技术等因此投向北部地区。在这种经济结构变迁下，中国经济增长重心自然要发生变动。
    同时，专家们都认为，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也证明，我国不同区域发展的快慢，也受到政治形势和政策导向的影响。我国沿海地区的发展重心，在国家政策的调控下有过明显的转移。第一次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珠三角地区借助国家在深圳等地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导向和毗邻港澳的优势，成为当时全国经济增长的重心。第二次是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长三角地区借助中央开发浦东战略的实施，使这一地区成为全国新的经济增长重心。进入新世纪，国家加快了推进以环渤海地区为中心的北方区域的发展步伐，这个地区因此有望成为全国新的经济增长重心。

    均衡

  　有人把中国经济的发展比喻为“一架多引擎飞机”，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全速启动的引擎带动下，中国经济保持了20多年的跨越式增长。然而，经济高速增长也带来了地区差距拉大、区域内部竞争与冲突的问题。而国家的发展远景是，在2000年的基础上到2020年使GDP总量再翻两番，人均GDP水平超过3000美元。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还要再保持15年的高速奔跑。要促进中国经济的全面起飞，必须在北部地区构建辐射能力更强的新增长极。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周立群认为，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随后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都是针对我国当前发展中存在的这些矛盾和问题而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在这种背景下，国家急需寻找一个新的增长点，以其为引擎和辐射源，推动环渤海乃至我国北方经济的发展，改变中国经济“南快北慢”的局面。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重心北移，既是经济结构变迁的结果，也是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需要，如果中国在东部形成南中北“三翼齐飞”的局面，无疑意义深远。卢卫研究员说，一方面，珠三角和长三角两个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必须依*本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逐步实现由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向高新技术产业结构的过渡，从而在更高水平上形成促进全国经济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中心。另一方面，中国是大国，人口众多，客观上要求我们在发展战略上必须多引导和培育一些经济增长极的成长。
    下好环渤海这步棋，满盘皆活：有利于促进北方经济一体化；有利于提升中国与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扩大北方地区开放；有利于促进我国东部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辐射和驱动中国北部地区、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解决南北经济发展差距问题，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

  前景

    天然的区位优势，广阔的市场腹地，加上良好的资源禀赋，使环渤海地区有着足够的底气。山东和辽东半岛的石油、煤炭等自然资源丰富，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也完善。京津冀城市群中的各大城市特色和优势十分明显，互补作用强：北京具有政治、文化和高科技的优势，天津具有港口和制造业的优势，石家庄具有商贸业的优势。一旦突破行政的藩篱，发展的潜力就会迅速释放出来。
 　 “这个区域的崛起对中国整体格局的发展一定会形成影响，但是在短期内期望发生特别大的变化是不现实的。”肖金成说。区域经济不是地理空间的问题，其本质是区域生产要素配置和区域之间的关系。同长三角和珠三角相比，环渤海地区的市场化水平相对较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明显滞后，没有形成适合于区域特点的发展模式。但是，这个区域内一体化的内在要求和愿望越来越强烈。
    肖金成认为，要充分发挥这个区域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应以京津为中心，以大连、青岛为副中心，以沈阳、呼和浩特、石家庄、济南等为区域中心，建成一个布局合理、功能互补、联系紧密、协调发展的巨型城市集群，充分发挥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聚集、辐射和带动功能。目前，已初露端倪的有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大大小小的城市群和产业带将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并对“诸侯经济”形成冲击。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目前，这个区域内的各省市都呈加速发展态势，后劲很足。山东省尽管缺乏像上海、北京那样的大都市，但山东半岛县域经济实力较强，在全国百强县中，山东占了20多席，位于前列。沈阳、大连对辽宁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十分明显。尤其是天津定位为北方经济中心，为这个区域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

（编辑：王新亚）

  考问北方复兴：
“北风还能刮多久” 

■  半月谈记者  崔军强  张涛 吕福明 刘军

    在世界经济版图上，“北强南弱”由来已久，但在中国，经济格局却长期保持“孔雀东南飞”的态势。过去20多年间，中国南方借助外资急涌而入和体制改革先发优势，把资源丰富、科技领先的北方渐渐甩在身后。现在，资本流和经济增长曲线双双向北倾斜，国家对西北、东北和天津滨海新区也先后伸出扶持之手，中国经济重心北移的外部条件已然彰显。悬念是：北方，你做好迎接北移的足够准备了吗？
    从各大网站的热议，到专家学者的直面交锋，北移命题依旧充满争议，只不过焦点已由“北风是否吹起”转变为“北风还能刮多久”。一方面，官方发布的经济统计数据，民间机构抛出的调查报告，跨国公司的产业布局调整，都传递出北方复兴的种种利好讯息；另一方面，北方也因经济结构偏“黑”、偏重，生态脆弱，区域壁垒远未消除，体制与观念有待更新等，备受诟病，舆论对北移可持续性的考问始终未曾止息。
    21世纪前20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关键的20年。地域辽阔的中国北方是摇身一变为新的经济增长极，还是昙花一现？答案其实就掌握在北方手中。

“诸侯经济”：北移持续之绊脚石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审视，环渤海地区在中国北方都具备足够的领袖气质。换言之，这片从辽东经京津冀延伸到胶东的土地肩负着北方复兴的重大使命。有专家曾这样打过比方——如果把中国比喻成一个巨人，他的头是京津冀地区，他的两条腿分别是长三角、珠三角，京津两强的地位由此可见。但与长三角、珠三角相比，环渤海内部的产业联系少之又少，社会发展水平落差较大，仍处于“诸侯经济”的割据时代。
    按照大多数专家认同的观点，狭义上的环渤海地区以京津冀为中心，以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为两翼，区域市场要素齐全，高中低端产业基础雄厚，惟独缺乏“连横”的强烈愿望。作为区域中两个最大的城市和发展支点，北京和天津虽然仅隔百余公里，但很多时候让人感觉十分遥远。
    天津最早建制可以追溯到金代设立直沽寨，从此开始扮演京师粮道守卫者的角色，直至明朝设立卫城。到近代，天津更是脱胎换骨，成为商贾云集的工商业中心，只是在近50年，其光环才因北京转变为生产性城市有所黯淡。
    一个是一国之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听上去与经济不沾边；一个却是北方经济中心，立誓优先发展产业。单从城市功能定位看，两座城市似乎没有互为对手的理由，然而在市场利益的诱惑、ＧＤＰ重压和现有体制之下，京津“左右互搏”未能幸免。
    与长三角、珠三角借助分工明细的产业链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京津相距咫尺却打造了两个雷同的产业结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国平发现，在过去十几年中，京津两地产业趋同矛盾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有所加剧。1990年，京津两地的主导产业只有一项雷同，但到2002年，两地7项主导产业中居然有4项雷同，其中第一支柱产业均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更有甚者，京津两地在制定未来发展规划中，都提出要把电子信息、生物技术与现代医药、新能源、环境保护、新材料以及现代制造业、现代农业等作为产业发展重点。
    天津建成北方经济中心的规划被批复后，京津两地在区域发展中的关系又引起各方热议。
    普遍的看法是，京津合则两利，争则两伤，它们的关系走向对环渤海甚至整个北方协调发展都有很强示范效应。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专题研究报告认为，京津两大都市比肩而立，产业结构雷同，产业规划又如此相近，注定会刺激过度竞争，消减双方开展互补性合作的愿望，并加剧两地的区域壁垒。
    北移机遇千载难逢，但从区域协调发展角度来看，环渤海还未做好迎接资本北上的足够准备。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担忧地说，环渤海地区喊出联合口号已经20年了，市长联席会议也开了十几次，但只是政府官员由陌生变熟悉，产业间的联系仍在原地踏步，远未真正上升到区域合作的高度。

驱动力单一：北移持续之软肋

    北移究竟有多大生命力？资本北上速度有多快？北方经济高速增长能维持多少年？“北风”能否压倒“南风”？疑问从四面八方涌来，无人敢下定论。
    展望北移前景，首先要看其驱动力。专家普遍认为，中国经济重心出现北移现象的根源主要包括：一是成本驱动，珠、长三角随着经济发展成本越来越高，资本流自然会向成本相对较低的北方转移，这是基本市场规律，与北方的主观努力并无太大联系；二是近几年来，南方煤电油运趋紧，这种“先天不足”恰好是北方与生俱来的优势，也是北方一些省份对ＧＤＰ贡献率最大的主导产业；三是北方的投资环境近年来已有改观，刺激了资本进入；四是国有企业改革已经破题和民营经济开始发力，客观上为北方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大空间。
    在四种驱动力中，能源、原材料产业对北移的推动最明显，只不过在不同地区其力度大小有别。稍稍分析经济数据，即使是普通人也很容易发现，高速增长的北方已分化为两个阵营：以内蒙古为代表的中西部北方省份，经济依*“黑”重产业和政府投资高位运行；以山东为代表的环渤海地区高中低端产业齐头并进，经济增长*内、外资双轮驱动。
    “内蒙古现象”是时下不少学者的研究热点。近3年来，这个欠发达地区的ＧＤＰ增幅在全国名列前茅，煤、电、冶金三大产业占经济总量比例达六成。单一的产业结构蕴藏着极大风险，快速发展背后，暗藏着“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投资怪圈：资源富集-煤炭过剩-发展电力项目-电力过剩-发展高耗能项目-缺电-再上电力项目-新的电力过剩……经济学家胡鞍钢称之为“繁荣背后的深刻危机”。他认为，这种经济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一旦能源价格回落，繁荣会立即消失，大量投资形成的过剩产能将沦为沉重的包袱。
    胡鞍钢的警告并非危言耸听。今年上半年开始，内蒙古三大支柱产业供求形势已出现拐点，从供求紧张转变为基本平衡，局部领域甚至出现明显的供大于求现象。自治区政府调研室分析认为，在现有产业格局下，三大支柱产业一旦出现不利的市场变化或竞争威胁，必然会对全区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资源丰富、人口分散历来是中西部北方省份发展经济和招商引资的主要优势。随着电石、硅铁、ＰＶＣ等产业快速发展，个别地区甚至将资源、环境优势异化为“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的“优势”，不惜以牺牲资源、环境换取产值，然后再治理污染。如果真是这种北移，恐怕任何理性的人都难以找出赞美的理由。
    在环渤海阵营中，同为ＧＤＰ大省的河北、山东表现并不相同，前者倚“重”，后者“轻”“重”并进。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质问：河北是缺水地区，但钢产量连年攀升，去年已突破7000万吨，决策者是否考虑过其中的巨大风险？他说，钢铁产业对市场反应很敏感，一旦投资回落、价格走低，势必会对河北经济良性增长造成冲击。
    企业够大够强，这是山东经济的一张王牌。为配合北移，山东大企业始终在调整战略，从产值为主向塑造品牌、完善产业链等方向延伸。青岛依*一大批“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托市，依*海尔、青啤、海信等大企业兴市，依*上下游产业强市，成为资本青睐之地。仅海尔一家企业便在青岛及周边地区累计吸引供应商74家，其中海外知名企业33家。这才是健康、可持续的北移。

    体制与观念滞后：北移持续之累

    国家政策扶持，资本由南北上，在失落已久的北方人眼里，这一切看上去很美。但无法回避的事实是，政府过于强势，体制、机制创新动力不足，小富即安等陈旧观念依然是经济重心持续北移之累。
    在京津冀地区，汽车产业已呈聚集之势，一边是丰田、现代等跨国巨头，一边是天汽、北汽福田、长城等本土企业，两大阵营在国内细分市场均处于强势地位。按理说，这个地区应该出现汽车零部件产业“组团发展”的格局，以规模降成本。但现实却是，三大汽车生产基地周围，簇拥着三条汽车零部件产业链。
    这种怪现象背后，有一只无形、力量强大的“手”，就是地方政府的意志。肥水不流外人田，这种在北方根深蒂固的观念一旦与强势政府结合，便为市场要素合理配置设立了巨大障碍，也是“诸侯经济”难以根除的温床。在ＧＤＰ重压之下，北京不愿意放弃汽车零部件产业，天津某个大项目花巨资东移，但只不过在市内移了几十公里；北京为实现“蓝天计划”，决定将钢铁产业搬到河北，去“重”求“轻”，但同为特大城市的天津仍在扩建钢铁产业。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经济北重南轻，旧体制对北方的束缚也更明显，至今还留有较深印记，突出表现为民营经济未成气候。肖金成认为，在短缺经济时代，生产什么都能赚钱，南方借此完成了资本积累，体制僵化的北方却失去了发展先机。如果说这是先天不足，那么经营意识不够先进可称为后天不幸。浙江永康人能吃苦善经营，从走街串巷补铁锅开始，一步步做大五金产业，产品销往世界各地。反观北方一些煤矿主，赚了钱后大都选择享受，买豪宅买名车，而不是向其他产业投资，扩大经营范围。为了将手工作坊升级为现代工业，温州人敢借钱，而很多北方人谨小慎微、不思进取，因此民营大企业不多。观念不解放，再好的政策、再多的外资也无济于事。

（编辑：许小丹）

　   自天津滨海新区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后，今年以来关于天津的消息特别多：投资巨大的欧洲空客公司A320系列飞机总装生产线花落天津，滨海新区被确定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国务院明确天津将逐步建成北方经济中心，“滨海新区板块”成为中国股市的一大亮点。但是，滨海新区要承担更大责任，在振兴环渤海区域经济中起“领头羊”作用，还有许多需要破解的难题。            　
（个案链接） 

  天津滨海新区：支点能否撬动环渤海

■  半月谈记者 张涛 吕福明 刘军 崔军强

制度创新是首要任务

　  2006年，国家明确宣布：作为环渤海地区经济中心的天津市，要以滨海新区的发展为重点，逐步建设成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国家首次确定天津建设北方经济中心，是解决中国经济南高北低、推动经济平衡发展、区域经济协调共进的重要战略‘支点’。”天津市社科院卢卫研究员说。
    但是，天津必须看到，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发展，*“给政策”吸引资源的模式已经过时，观念、组织以及制度上的创新上升为第一需要。国务院在有关意见中也指出，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主要任务是：以建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契机，探索新的区域发展模式。
　  天津成立了以市长为组长的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紧锣密鼓地编制出了《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和近3年行动计划，以及配套的企业、科技、金融、土地、行政管理等10个专项改革方案，均已提交国家有关部门。“能够为滨海新区创造出符合新形势发展，又不脱离实际的制度，这比给钱更重要。”南开大学教授季任钧如是评价。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最大难题

    环绕渤海各省市围成的这个“圈”，其地理上的联系远比经济上的联系紧密，相互间的竞争大于合作。天津市市长戴相龙也承认：“到目前为止，环渤海更多的是一个地理的区域概念，还不能够构成环渤海经济圈，主要是因为津京冀、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三块地方之间的经济活动是相对独立的，有自己完整的体系，关联度比较低。”
    不少专家认为，包括环渤海地区，大部分北部地区受计划经济传统影响较深，对外开放的程度、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人们的思想观念、企业的市场经营意识，远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大家对环渤海区域内合作的共同认识是“起大早赶晚集”、“雷声大雨点小”。“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专员）联席会议”成立20年，会议开了10多次，每次达成合作意向协议金额数百亿元，但往往无法落实。
　  应该为滨海新区营造和培育对周围带动和辐射的充分发挥空间，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不过，天津上下也认识到，要让滨海新区马上发挥辐射带动作用确实“为时过早”。2005年，滨海新区GDP为1600多亿元，这个规模显然还难以起到天津市市长戴相龙所说的“强大辐射能力和带动作用”。
    环渤海区域的合作完全*市场的力量是难以推动的，一开始就要政府来推动，环渤海各省市政府要创新合作机制，形成一种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的区域合作新格局。

与北京的合作不可忽视

    随着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以及“北方经济中心”桂冠落在天津头上，京津在北方地区的龙头之争再次成为焦点。年初，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站出来表示，“北京和天津是协调发展的关系，不存在谁做龙头。”
    从整个北方区域来说，过去由于定位不明确，大家都在各自的地域内埋头“耕地”，没有把有效的资源优化组合，每个城市的发展都受到了限制与影响。“先进的城市，落后的地区”，人们曾这样描绘环渤海京津冀区域发展的滞后，尤其是去年一度公开披露的环京津贫困带调查，让人们见识了在这两大繁华都市周围的贫困现状。
    京津两市都在反省。北京市领导表示，“发挥首都科技创新和研发中心集聚优势，抓住天津滨海新区建设机遇，建立交流合作的长效机制。”国务院批复也指出，天津市的规划建设要注意与京冀地区发展规划的协调，“特别要注意加强与北京市的协调，实现优势互补、协调发展，提高为首都、环渤海以及北方地区服务的功能。”
    “天津的定位和北京并不冲突。两个紧邻的直辖市，在功能定位上首次有了明确分工，这将有助于两个城市的协调发展。”季任钧教授告诉记者，现在北京不再提“经济中心”了，不是地位的削弱，而是把应有的作用充分发挥，这可以使北京轻装上阵。“首都功能”是任何一个城市无法替代的。

      民营经济是一块软肋

 　 “从全国改革开放情况看，哪个地区民营经济发展得好，哪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就快，而且成本低、效益高，这一点必须引起注意。”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周立群教授指出，滨海新区作为一个新区，既要吸收珠三角与长三角发展经验，也不能走老路，要启动民间的资本市场要素，构建统一市场。
　  与浦东和浙江相比，目前滨海新区的民营企业，无论在规模上、数量上，还是单个企业的影响和实力方面，都相对较弱。专家们认为，滨海新区的发展，如果还是仅仅依*国家资金、外资堆积促成，没有民营经济的快速增长来配合，其对周边的可全面推广的示范效应就相当有限。
　  滨海新区的“民营软肋”已经得到重视。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管委会主任皮黔生说，滨海新区将采取多种措施大力扶持民营经济发展，使目前发展较为缓慢的民营经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未来数年内，从目前的13%增长到30%以上。

（编辑：王新亚）

※　西进篇　※   
    缩小区域差距，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市场机制、合作机制、互助机制、扶持机制四管齐下。投资欲望强烈的浙商资本，作为中国最有活力的一股资本力量，在政府和民间的合力互动中，在产业梯级发展规律的引导下，绘出一幅向西部战略转移的“路线图”。有市场处就有浙商，浙江商人凭借“走遍千山万水、道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奏响西进序曲。

中国最有活力的资本力量实施战略西移
——浙商西进在行动（上）

■  半月谈记者 柴骥程  逯寒青  陈钢

政企联动，西进步伐陡然加快

    浙江资本参与中西部开发，始于上世纪80年代民间自发的经济活动，当时投资规模普遍小。浙江省副省长王永明介绍，2000年以来，仅由浙江省政府组织的经贸代表团就与中西部签订合作项目1127个，协议投资总额1088亿元，目前项目履约率超过90%。最新调查显示，4600多万浙江人中，约有400万离开浙江在全国各地投资创业，在西部投资超过2500亿元。
    据央行测算，浙江省在“十五”期间的民间资本总额达到8300亿元，成为名副其实的“资本蓄水池”。浙江省政府明确提出了“政府推动、企业为主、市场运作”的口号，省党政和经贸代表团频频出访西部省市。以2004年5月出访四川、重庆、湖北三省市为例，浙江省与重庆、湖北两地签订了近50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协议，加上之前四川省代表团到浙江招商时，浙江方面与四川省达成的超过百亿元的投资协议，一次性600多亿元的投资，成为迄今为止中国东部发达省份与中西部地区最大规模的一次经济合作。

浙商投资西部的三大理由

    不少经济专家认为，浙江民资与企业的外流，实际上是企业在更大范围里参与市场竞争、优化配置全国甚至全球资源、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扩张行为。西部吸引浙商的理由有三：
    资源紧缺凸现西部投资磁场效应。青藏铁路通车后，青海格尔木市经委的负责人说，有着“矿产资源聚宝盆”之称的青海柴达木盆地，正在引来浙江商人的大量投资。据柴达木盆地所在的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浙江企业联合会统计，目前已有近百亿的浙商资金投入柴达木。
    西部大开发带来最好投资机遇。西部大开发实施6年多来，西部经济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得到巨大改变，各地丰富的区域优势资源正亟待转变成市场优势，这为手握大量资本的浙商带来了更加广阔的投资领域。同时，中央投入近一万亿用于西部的重点工程建设。基础设施的改善，更使西部各省区加快了优势资源开发利用步伐，如何把优势资源变为产业优势，缺乏资本的西部各省区都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措施，鼓励以浙商为主的东部资本西进参与其中。
      “复制”低成本扩张成为可能。在浙江经济开始进入工业化后期时，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降低。浙江等东部一些地区除了出于降低生产成本考虑，将一些资源、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步转移至低成本地区外，一些面临当地市场需求饱和的企业也亟待为寻找新的市场，进行跨地域“销地产”型投资。在陕西投资的浙商达20万人，2000家企业，投资额今年达到300亿元左右。陕西省浙江企业联合会秘书长秦晓岚认为，西部广阔的市场需求，让一些浙江企业在西部投资建分厂，变“产地销”为“销地产”。在新疆，目前大约有10多万浙商，仅在棉纺上的投资总额已超过100亿元。

西进浙商，从生意人向实业家蜕变

    上个世纪，首先涉足西部的浙江商人基本上照搬“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模式，在商业流通领域创业。近年来，浙商重点转向实业投资，掀起了以制造业为主的投资热潮。而且，浙商的投资领域越来越宽，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汽车业、钢铁业、农业、教育、文化、保险、医疗等，浙江民间资本几乎无孔不入。
　  　据浙江省政府经济协作办公室公布数据，目前浙商在西部的7000多家企业中，与资源开发相关的企业占据了多数，已在山西的煤炭、新疆的石油、贵州的矿产、广西和云南的水电等资源能源领域掀起一波波投资热潮。
    2003年夏季的酷热，中国南方频频发生“电荒”，水电站成为具有敏锐眼光的浙商的热门投资项目。浙江惠明能源投资公司率先启动了“西进计划”，一举拿下了湖北巴东沿渡河流域的梯级开发项目，总投资11亿元。随后，浙江广厦集团、宋城集团、凯利达集团等浙江著名民营企业相继跟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浙江民企投资西部水电的资本多达数百亿。

（编辑：许小丹）

市场之手握紧帮扶之手
——浙商西进在行动（下）

■  半月谈记者 柴骥程 逯寒青 姚玉洁 李嘉

    四川省南充市是浙江省的对口帮扶地区，不久前，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与到访的南充市委书记王宁在西湖边展开这么一段对话。
    习近平说：“救济式帮扶的作用是有限的，经济合作是一个新的平台，我们要通过市场机制，以企业为主体，在相互合作中寻求生产要素的优化，在政府的帮助下实现帮扶和经济合作的互利双赢。”
    王宁说：“希望用浙江人的创新观念、创新意识，驾驭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先进的经济思想和经营理念，把救济式、输血式帮扶转变为增强造血功能的产业帮扶。”
    在“优势互补、互利双赢”理念的引领下，浙江省在对口帮扶、支援西部地区时，不断用市场之手牵引着帮扶之手，摩擦出永不枯竭的创业“火花”。

浙商的“鲶鱼效应”

    浙江对四川的对口帮扶始于1996年，第二年，杭州娃哈哈公司便在四川广元投资9000万元组建了分公司。这家公司的总经理余强兵告诉记者，娃哈哈初到广元时，企业大部分职工对娃哈哈严格的管理制度感到不适应，同样，娃哈哈也对一些部门的办事效率颇有异议。这两种不适应体现了东西部地区观念和制度环境上的差异，娃哈哈某种程度上起到了“鲶鱼”作用，伴随着各种矛盾的体现和解决，广元的创业环境也一步步改善。
    据了解，浙江近年来和对口帮扶的四川南充、广元两市共实施经济技术合作项目近400个，协议投资近50亿元。据广元市领导介绍，浙江企业积极参与广元的国企改革，盘活存量资产15亿元，使当地GDP中的民营经济比重从21%增加到51%。
    由温州德力西集团联合北京物美、新奥和安徽南翔投资12亿元建设的南充光彩大市场去年底正式投入使用。该市场可年上缴税金1亿元以上，创造5万多个就业岗位，一年150亿元的交易额使南充迅速成为川东北的物流中心。南充市市长杜光辉认为，浙江人以敏锐的眼力在南充寻觅着商机，以沙里淘金的精神创造财富，这样的帮扶办法，使贫困地区的企业就近就地学会了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

           
帮扶资金作“药引”引导民间资本跟进

    近10年来，浙江在实施农业产业化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在对口帮扶地区，浙江用有限的帮扶资金作“药引”，引导民营资本进入当地农业产业，大力发展“公司+基地+农户”的龙头企业，使帮扶工作惠及千家万户。
    在南充市西充县多扶镇，半月谈记者在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中就看到了两个由浙江帮扶资金配套建立的农业园区。2003年7月，原浙江省桐庐县对口帮扶办主任张一飞在西三井村投资兴办了从事高科技农产品开发、生产、加工和销售的南充广丰科技园有限公司。在公司的辐射带动下，西三井村人均纯收入已由2000年的980元提高到3550元。
    在帮扶政策的推动下，一批浙企来到西部创办农业企业。正大青春宝在苍溪成立制药公司后，带动5000多户农户种植中药材。浙江黄岩广益食品有限公司在广元22个乡镇引导农民按无公害要求建立生产基地，农产品收购后制成罐头全部出口，两年内实现产值2000多万元。

授之以渔，培养西部创富群体

    广元市“兔王”姜伟，是浙江德清县派到广元苍溪县执行对口帮扶工作的畜牧技术员。凭着浙江人对市场经济的敏感，他没有满足于传授人工授精技术和建立良种兔基地。他把当地人带到了浙江湖州，让他们和那里的外贸企业谈兔毛收购业务，在苍溪带出一大批养兔能手和兔毛推销能人。如今，优质长毛兔产业成了苍溪的农业龙头产业。
    对口帮扶贵州黔东南和黔西南州的宁波市，则把培训重点放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村干部上，近年来他们先后把两个州的500多名村干部带到宁波，接受市场经济观念熏陶。台江县排羊村支书熊志辉从宁波回到苗寨后，把制作银饰品作为苗寨特色产业进行开发，如今排羊村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制作银饰品专业村。
    浙江省协作办既负责对口帮扶工作，也管理着全国各地的浙商协会。浙江省协作办副主任郑宪宏认为，浙商西进的步伐应和着浙江对口帮扶西部的旋律，当市场之手和帮扶之手紧紧握在一起时，区域之间的协调互动才更具持久性。

（编辑：许小丹）

西部挺进产业时代

■  半月谈记者 刘军 逯寒青 黄会清 李嘉

    在今天蒙牛乳业公司总部所在地和林格尔县通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城区的路上，一块赫然写着“拥抱西部大开发”的牌子，表达了西部人民对西部大开发喜悦和激动。6年后的今天，在“拥抱西部大开发”标语牌身后，昔日风沙过处已经俨然是一座现代化工业新城，蒙牛乳业在这里生根、发芽，长成年收入超百亿元的乳业巨头。曾经牧人挥鞭的身影已经被忙碌的现代产业工人、往来的工业观光游客所取代。
    和林格尔的巨变在西部并不个别。回望茫茫西部，我们看到了“关中城市群”的声名鹊起；“环北部湾经济带”的海上破冰；新疆“兵团板块”的异军突起；内蒙古“草原部落”的一路领跑……其中有支撑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资源开发产业，也有寄托着农家致富梦想的内蒙古乳业、广西糖业、甘肃马铃薯产业，有“煤老板”一夜暴富的纵情欢歌，也有淘金者血本无归的叹息落泪。成败、毁誉、欢笑和泪水交织成壮丽的进行曲，伴随着西部一路向前，“产业时代”的梦正变得愈来愈真。

国运攸关：日益清晰的西部产业轮廓

    西部的发展，关乎中国70％国土的繁荣，关乎12个省市区3亿多百姓的疾苦与安乐，关乎边疆稳定、民族团结与国家的长治久安。产业是开发的骨骼，离开产业支撑，西部的发展无从谈起。经过6年多的建设，西部地区已经基本搭建起产业发展的平台。约1万亿元的基础设施投资、1200多亿元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投资、310多亿元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方面投资，青藏铁路、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一批标志性项目提前完成……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为推进西部大开发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和良好发展环境。
    与此同时，西部的产业轮廓日益清晰，一批优势特色产业正在兴起。
    2006年6月，内蒙古蒙西集团年产40万吨粉煤灰提取氧化铝项目正式开工建设。这是国内利用粉煤灰提取氧化铝的第一条生产线。在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冶金、化工、畜产品加工等6大优势特色产业创造了全部工业增加值的80％以上，有力推动了内蒙古经济增速连续4年在全国名列前茅。
    西部各地都在努力寻找特色优势资源与市场的结合点。陕西2005年高新技术开发带技工贸收入逾千亿元；云南的烟草、生物、旅游、电力、矿产五大产业创造出全省一半GDP；新疆的番茄，内蒙古的牛奶，广西的铝业、机械、制糖……这些已被市场“看不见的手”选中，点石成金。
    在西部，发端于一两家核心企业的优势特色产业正在成群、结伴，一天天延伸成产业链、生长成“产业树”，这些“树”又时刻影响着周边的产业生态与投资环境。

民生所系：身负重托的西部产业大军

    富民，是西部开发的基点与归宿。一个土豆、一个苹果、一罐番茄酱，也许就渲染着西部农民执着的致富经、寄托着西部学子甜美的大学梦。
    姑子板，阴山南麓“奶牛带”上的一个小村，一度以卖血远近闻名。1999年，伊利、蒙牛等乳品企业着手在企业周边大规模培育奶源基地，帮助农民们贷款养牛，产业化的雨露开始滋润这个“失血”的村庄。
    今天，在内蒙古有数以百万计的农牧民像姑子板的村民一样，从农牧业产业化经营当中“领工资”；在广西，数以千万计的农民从事“甜蜜的事业”，走向幸福的生活；在甘肃，千家万户的土豆种植者组成协会，组织起来与土豆销售、加工企业谈条件、侃价格……
    2002年，因为生产管理没达到国际标准，陕西“粉红女士”苹果没能接下国际订单，果农流下了失望的泪水。痛定思痛，今天陕西省委、省政府将果业确定为全省六大特色支柱产业之一，大力推行果园生产管理标准化，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土苹果”渐渐成为“金苹果”。
    世界枸杞看中国，中国枸杞数中宁。中宁县三亮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窦亨亮介绍，中宁枸杞被国家工商总局注册为地理证明商标后，中宁枸杞首次成为卖方市场。在中宁县舟塔乡，正在自家晾晒枸杞的农民田春山告诉半月谈记者：“只要拿着枸杞到市场一转，没有卖不出去的，今年一亩地净赚5000元是很轻松的事。枸杞产业真是农民增收的好路子。”

一路走好：抹去忧伤的西部挺进乐章

    西部挺进产业时代的征程并非一路风和日丽。西部的基础依然欠账，西部的生态依然脆弱，西部与东部的差距依然在一天天扩大，西部可在国内外市场上争雄的产业依然凤毛麟角，西部选择产业的污染、浪费、重复建设不时让人指指点点。
    2005年4月，国内国际市场上电石、硅铁等高载能产品的价格纷纷跌破成本，同时国家出台新的产业政策，关停浪费严重、环保不达标的项目。一纸关停令横扫内蒙古乌海市数十家高载能企业，有的企业根本来不及回收成本，有的高炉在点火第二天就收到勒令关闭的通知……一位姓刘的老板瞪着通红的眼睛欲哭无泪：“好几千万啊！全完了。”
    从2005年下半年以来，国内奶牛市场遭遇前所未有的严寒，育成奶牛的价格由最高的2万多元一路跌至2000元甚至有价无市。奶农的信心受挫，大量奶牛进了屠宰场，牛市“崩盘”。
    和竞争对手拼得两败俱伤、甚至贴钱引进的工业项目原来是个污染大户；开采了十几年的煤田千疮百孔，水断了、树死了、人走了；全力打造的“生态工业园区”竟然上了国家环保总局的严重污染黑名单；政府领导殚精竭虑培植起来的“富民产业”长出坑农、害农的毒草；本来抱着侥幸心理想“先污染，后治理”，突然发现国家的调控和民众的意识根本容不得“先污染”……
    西部开始向传统的增长模式说“不”。自2002年以来，内蒙古包头市高扬拒绝污染的旗帜，先后拒绝50多家污染企业的投怀送抱；乌鲁木齐市从2004年起以建设生态园林城市为目标，拒绝引进生产工艺落后、污染严重的企业和项目；青海柴达木循环经济实验区在推进新型工业化过程中，提出要处理好“招商”与“选商”引资的关系……虽然尚未形成气候，但西部产业走向“选商时代”的足音已清晰可辨。
    即将出台的西部大开发“十一五”总体规划中，能源及化工、重要矿产开发及加工、特色农牧业及加工、重大装备制造、高新技术产业和旅游与文化产业等6类特色优势产业被选入优先发展之列，西部一个崭新的产业时代呼之欲出。

（编辑：黄海燕）

西部崛起城市群
——成渝、关中城市圈扫描

■  半月谈记者 王金涛 储国强 侯大伟

成渝城市圈：“双子星座”耀西南

                    　
    在我国区域经济格局中，成渝经济区与众不同，它有两个核心，即重庆和成都共同组成“双子星座”，双“星”各引领一批城市群，形成一种奇特的经济现象。
    重庆和成都，既是兄弟又是“冤家”。两座城市同属大四川范围，文化习俗相近，语言接近，民间血缘相通，经济来往频繁。然而，两座城市又风格各异：重庆是山城，当地百姓为巴人后裔，性格耿直火辣，城市雄奇险峻；成都地处成都平原腹心，成都人做事细腻，生活悠闲，城市美丽雅致，文化底蕴浓厚。曾几何时，民间成渝之争的“口水仗”不断，但两座各具特色的城市也在这场“口水仗”中迅速发展。
    重庆是我国老工业基地之一，同时也是我国最年轻的直辖市。近年来，重庆已经发展成为西部地区制造、能源、化工、医药产业的核心基地。而令成都人骄傲的是，其高新技术产业在西南地区依然稳坐“头一把交椅”，成都高新区的规模和发展势头，远在重庆之上，尤其是电子信息技术。另外，成都的航空航天、制药业和农业也是重庆远不能及的。
    重庆直辖前，成渝之间只有一条老成渝高速公路和一条老成渝铁路。“十一五”期间，川渝间将有5条高速公路通车，其沿线所经过的诸多城市，将在成都和重庆的辐射下迎来黄金发展机遇。重庆大学教授雷亨顺认为，交通枢纽、能源基地、城市群经济圈、高新技术产业带为特征的成渝经济高地已经在中国西部经济版图上开始显现。
    很明显，成渝之争促进了成渝经济区的发展；但另一方面，成渝双方的合作并不充分，使成渝经济区缺少统一的规划，与其他经济区相比，目前“双子星座”并没有形成强大的合力。
    2004年2月3日，重庆市委、市政府两个一把手亲赴成都，与四川省省委书记张学忠、省长张中伟在成都握手，签订了成渝合作协议。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黄镇东在成都一再友好地表示：“我们回家了。”然而，一些舆论认为，尽管川渝都表示努力打造成渝经济区，但双方又“各打各的算盘”。四川省似乎更热衷于融入“泛珠三角”区域，重庆市则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向东发展，倾向于与上海、湖北结盟。
    重庆市社会科学院有关专家表示，成渝经济区的发展涉及行政区域、经济区域的整合，必须加强区内兄弟省市、资源富集地区的联系合作。调查显示，由于行政割据，成渝经济区的经济总量不到长三角经济区的1/3，其资本市场发展滞后。因此，许多专家认为，成渝经济区若想成长为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那样大规模的经济区，川渝必须加强实质性合作，统一规划，协调产业布局，并在政策上一视同仁，彻底打破行政壁垒。

西安咸阳两大千年古都出现实质性融合

                        
    2006年9月16日，在八百里秦川腹地里的两座千年帝都——西安和咸阳间多年的电话走完了“长途”。“029”让西安和咸阳拨响到了一起。
    西安和咸阳是中国两个古老的帝王之都，西安有3100多年的建城史和1200多年的建都史，咸阳则是中国第一个统一王朝秦朝的国都，建城史达2350多年。作为毗邻的两个兄弟城市，西安、咸阳共生共荣、互联一体已经成为两市人民的共识。2002年12月28日，《西安－咸阳经济一体化协议书》将两座帝都之手握在了一起，两市提出了“规划同筹、交通同网、信息同享、市场同体、产业同布、科教同兴、旅游同线、环境同治”的发展思路，向“逐步实现城市一体化、经济一体化、交通一体化和环保一体化”的目标大步迈进。
    9月15日，2006年西安咸阳经济一体化两市领导联席会议上，陕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孙清云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城市之间的竞争正由经济实力的竞争转变为综合实力的竞争；正由单个城市之间的竞争转变为区域之间的竞争。在这种形势下，加快西咸经济一体化进程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迫切。”
    咸阳市委书记张立勇如是说：在过去，咸阳的观点就是“你是西安，我是咸阳”，担心被西安“吃掉”；而现在，陕西省实施西咸经济一体化，我们是主动接轨、主动融入西安，主动接受大城市功能的辐射。
    有关专家认为，西安、咸阳同处关中平原腹地，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文化背景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都有着很大的同一性，西安、咸阳这两个古都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走向融合，会使这里形成中国西部最有实力和活力的特大都市圈。

（编辑：黄海燕）

污染西移：污染企业在西部为何不愁嫁
  
■  半月谈记者 李嘉 刘军 逯寒青  

    东部产业的西移为西部发展带来了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了一度困扰东部的“发展的烦恼”——环境污染。资金与项目来了，环境污染也来了，作物绝收、群体中毒、癌症多发等等“怪事”让越来越多的西部群众感受到，“呛死”其实比“饿死”更痛苦。
    今年8月，广东省环保局和东莞市环保局发出了迄今为止广东省最大金额的排污费追缴单——总额1155万元，对象是由香港上市公司福田集团全资拥有的子公司东莞福安纺织印染公司。
    然而，东部“驱污”的同时，西部却在积极接收这些污染企业，“招商”在某些地方变成了“招污”。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易声研究发现，1986年到1995年的十年间，我国工业产值向东部“迁移”了5个百分点，标志污染程度的两个主要指标——化学需氧量排放和二氧化硫排放分别向西“迁移”了7个百分点和3个百分点。近年来这种迁移大大提速。
　  半月谈记者在西部省区调研时发现，一些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表面强调要将污染项目“拒之门外”，但招商项目书中却充斥着大量的水泥、造纸、化工、塑料、皮革、金属冶炼等易污染项目。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西部县市竟然特意降低环保标准，通过“政策洼地”把发展高耗能产业打造成招商引资的“金字招牌”。
    半月谈记者曾亲历一个污染企业西移的“传奇”历程。国内某大型化工厂表示要迁往广东湛江，其近10亿元的投资使当地领导喜出望外。而湛江环保部门在这家企业原驻地暗访后却发现，企业投产仅两年多，排出的废渣竟把一条500米宽的山沟填了30米高，他们偷偷捡了两袋回来放到海水里，30天后氟化物仍严重超标，湛江市断然拒绝了这个项目。该企业老板竟然当即表态：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半年之后，企业负责人与某西部城市领导合影的照片赫然出现在当地媒体头版，如愿找到了“婆家”。
    这个西部城市并非不了解该企业的内情，该市一位官员私下向记者讲出了心里话：“西部是落后地区，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找到财税增长点，只有经济发展了才有钱保护环境。”原来，患上招商引资“饥渴症”的地方政府为违规企业提供了“免罪牌”。不少西部官员固执地认为，西部发展必须重走东部“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2005年，内蒙古某县从东部引进一家污染严重的大型制药企业。今年4月，县里为了给作为财政支柱的制药厂寻找污染出路，不惜动用大批警力与农民“协商”，拘留了10多位阻拦污水进农田的农民，药厂大量严重超标的污水终于被排入引黄灌渠，并顺着黄河灌渠进入耕地。当地村民告诉记者，从今年4月份以来，村民们发现喝了井里的水就肚子疼，后来乡里就不让村民喝井水了，专门派车送水。继续饮用井水的牲畜验证了污染的毒性，村里的100多只羊在6月突然全部死亡。
    按理说，对于招商引资中不得触碰的环保“高压线”，国家有法律法规，地方有执法部门，本不该出现污染企业“西进热”的现象。但现实的情况是，违法者受不到惩处，却能从污染环境这一杀鸡取卵式的发展中得利；守法者因治理环境反而增加了招商成本，在地方经济竞争和干部考核评估中频频受挫。
　  一位西部地区基层环保局长为治理污染，几乎和当地所有著名的排污企业都吵过架，甚至还因此受到匿名电话的威胁。他无奈地说：“地方领导出政绩要依*大企业。没有*山，违法者哪敢和执法者公开对抗？”
    一些地方官员把自己的政绩看得比老百姓的生存环境重要，竟然公开提出“宁可呛死不愿饿死”的歪理。这固然有干部素质方面的原因，但更本质的问题在于现行干部考核机制。一位颇有政绩的地方干部向记者发牢骚：在以各项经济指标为主导的考核办法和用人导向的指引下，说什么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为“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益”的道理和要求，都是“对牛弹琴”！在扭曲的政绩观左右下，“宁可呛死不愿饿死”、“要温饱还是要环保”等言论只是一些地方官员用来掩盖自己“升官梦”的遮羞布。

（编辑：贺大为）

谨防经济圈滥划变成呼啦圈

■  半月谈记者  陈建华 陈春园 姚玉洁 皮曙初

    长三角、珠三角的快速崛起使经济圈的概念和思路迅速走红。经济圈成了当下一些学者和地方官员的口头禅，不但沿海要建，发达地区要建，中部和西部地区也抢着建，某些地方从省会到市县、乡镇，纷纷都划经济圈。一时间，大“圈”套小“圈”，处处皆入“圈”。
    经济圈的形成和发展自有一定的过程和规律，那些心急想吃热豆腐的地方官员有必要对大干快上经济圈的做法进行冷思考。
    首先是颠倒了经济圈的形成过程。经济圈的形成主要是在客观经济条件的基础上，由行政力量因势利导而得以生成，是城市群体和产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协调、相互适应的结果。如果片面提出一个行政目标，寄希望于市场严格按照行政拟定的轨迹发展，那就违背了最起码的经济规律。以为行政力量无所不能，将行政愿望凌驾于当地的经济实情和经济规律之上，这是计划经济的思路，相比当年“左”倾思想指导下的“大跃进”，不是换汤不换药吗？
    其次，不顾当地经济发展的现状胡乱划“圈”。从我国目前为数众多的经济圈规划来看，恐怕不少都是学者的概念和领导的意愿起了主导作用。据了解，国内某个经济并不发达的省份，在请了一些专家论证一番之后，竟然一口气划了五个经济圈！区域的分工、产业的集聚、生产要素的配置、功能的互补性，以及基础设施的配套等等，都是经济圈不可或缺的。不能因为有了几个大企业，修了几条高速公路，就以为形成了一个经济圈。当它们是单独的个体时，无疑都是成功的，然而当行政力量强行将它们扭在一起时，效果未必理想。
    三是一厢情愿，急功近利。发展经济的愿望无可厚非，但要量体裁衣。以资金为例，目前大部分地区还很难通过财政支付体系筹集经济圈所需资金。政府要将规划中的资金落在实处，要么通过行政力量强制金融机构违规贷款；要么通过过度的政策优惠吸引社会力量增加投入；要么通过行政调剂，集中地域内资金全部砸向某一特定局部。应该说，这些做法都有欠妥之处。
    在经济发展的大潮面前，政府最应该做的是切实打造有限政府，将自己从具体的经济操作中解放出来，尽可能退回到市场规则制定者、监督者和服务员的角色上。否则，所谓经济圈，将只会成为让人把玩的呼啦圈。

（个案链接）   区域合作：政府金手指“染指”有多深

■  半月谈记者  李嘉 逯寒青 崔军强

    一个区域内的不同经济单位有很多共同点，良性合作则能形成规模和品牌，恶性竞争则会导致互相压制两败俱伤；也有很多不同点，整合起来则能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格局，但也有可能因缺乏共同目标而成为区域协作的绊脚石。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这样一套盘活区域的机制由何种力量主导，*政府，还是*市场？

北部湾经济合作组织：成也政府，败也政府

    如今的湛江人对北部湾经济合作组织似乎已没有多少兴趣，这个6年前曾经轰动一时的宏伟蓝图并未像设想中的那样为他们带来滚滚财源。2000年11月，湛江、北海、海口3市发起的北部湾经济合作组织在湛江宣告成立，成员还包括了广西的钦州市、防城港市，海南的东方市、儋州市、洋浦经济开发区和临高县，以及湛江港务局、柳州铁路局、海南海航集团公司3个经济实体。在民政部门正式注册，设立常设机构，制定详细的组织章程、管理办法，设计会徽，参加成立大会的成员单位一把手共同发表《北部湾经济合作组织千年宣言》，合作组织成立之初可谓盛况空前。
    但热热闹闹的开场戏后仅两三年，这一被普遍看好的机构就成了明日黄花。一年一度的年会内容越来越务虚，参加的领导从市委书记变成了市长，再变成政府秘书长，到2003年，有的成员连每年5000元的会费也不交了。在成员单位眼里，合作组织成了一块不折不扣的鸡肋。
    时任湛江市政府副秘书长、经济协作办公室主任的张小刚回忆说，成立北部湾经济合作组织初衷之一是借助北部湾区域概念的冲击力，“以联合舰队的方式参与国际竞争”，为此有两个设想：一是打北部湾的牌子到海外招商，二是到北京举办一个北部湾区域经济研讨会。
    目标很明确，但实施过程中却遇到了麻烦，由于以民间机构名义申请不能报批，需要由一个具体单位来牵头。“谁牵头”看似小事，却成了合作中的大难题。湛江市一位官员说，北部湾各城市之间的“龙头”之争从未停止过，这个宣称自己是北部湾中心城市，那个说我是最大的出海通道，难分座次。就是这么一个“细节”成为合作组织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在无法解决“谁牵头”的情况下，合作组织最后只在海口市搞一个洽谈会了事。拟在北京举办的研讨会也由于同样原因搁浅。    
    广西社科院副研究员吴坚分析认为，北部湾经济合作组织显示出政府主导型区域合作存在的“痼疾”，脱离了市场实际，缺乏产业和资源的优化整合，所谓合作当然只开花不结果。

合作组织“面和心不和”，招商引资暗地较劲

    同在一个区域内，合作的同时也有竞争。一些政府主导下的区域合作缺乏双赢的利益纽带，明里讲互利互惠，背地里却想方设法争夺资本资源。一些地方政府不惜抛开参加区域经济合作与分工的种种承诺，全力投入到以拼地价、拼税收、拼资源为核心的招商引资“竞赛”。
    广东湛江港、广西防城港和海南海口港在北部湾形成了一个港口“金三角”。“金三角”都在急于提高自己的吞吐能力，北部湾港口之间出现恶性竞争。湛江港、防城港、北海港、钦州港都提出要打造“大西南面向东盟市场最便捷的出海口”，所以各个港口都在想尽办法争取货源。据湛江港业务部工作人员介绍，铁矿石是北部湾各港口吞吐量最大的货物，各港口纷纷把每吨装卸费从40多元降低到20多元，一些小业主甚至降到10多元。价格战导致北部湾港口群进入了“吞吐量大，利润率低”的怪圈。
    目前，北部湾各港口城市都把重化工业当作未来的发展重点，相同的城市定位很有可能造成港口资源在新一轮激烈的招商引资竞争中被白白浪费。半月谈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湛江的东海岛、防城港的企沙工业区、北海的铁山港正抓住钢铁、石油化工、电力等重化工业加快向沿海港口转移的趋势，纷纷提出要建立“国内外重化工业转移基地”。
    广西社科院副研究员吴坚说：“政府积极包办的招商引资，往往使本应在成本导向下的企业投资行为与追求地方利益的政府行为合而为一，扭曲了市场信号。如听任这种现象持续下去，不仅对原有的区域经济合作格局产生伤害，而且导致了港口资源和土地资源的巨大浪费。”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青云多次参加在各地召开的经济合作组织年会，他感觉到，“大多数区域经济合作流于形式，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并不多，合作中涉及一些关键问题谈不到一块。”

市场主导型区域经济合作亟待破题

    在改革开放初期，市场尚未健全，产权并不明晰，区域合作缺乏自生性的动力，而政府的“有形之手”顺其自然地起到了推手的作用。20多年后，市场的主体和环境都逐步发育完全，“无形之手”的效应开始显现，同时，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的副作用也不断表现出来。
    湛江市的一位官员说，北部湾各港口城市再从行政划分制约中跳出来开展协调合作做得并不够，这一定程度上导致竞争因素明显大于竞合因素。事实上，政府的设立基于地域，很容易导致条块分割、区域性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中国此前的市场化取向改革都是以省为单位，战略格局比较小，是受行政区划约束的市场化改革，省份经济向区域经济的过渡就是实现战略格局的升级。
    巧用“市场之手”成为区域经济合作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的必由之路。广西港口问题专家周立荣认为，利用市场手段组建战略联盟就是治疗环渤海湾、长三角和华南沿海港口群竞争失序的最好方法。具体而言，要么合作，要么合资。总之，要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上，让企业和市场来推动经济发展。

（编辑：贺大为）

※　东转篇　※
    从2005年起，一直领跑中国经济的东部快车露出力不从心的征兆，不断攀高的生产成本，能源、土地等资源束缚，迫使东部地区反思平川走马式的粗放增长模式，走科学发展之路。

高成本时代逼迫东部转型

■  半月谈记者　姚玉洁　柴骥程　吕福明

    “以高油价为代表的高生产成本时代已经来临，中国必须尽快从以往的低成本竞争力导向，转为创新竞争力导向。”江苏省社科院经济社会咨询中心主任田伯平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表示。
　  今年5月，从2001年开始的全球范围能源价格上涨到达了最高峰，国内企业生产成本全线上扬。统计显示，今年1～5月，江苏省工业企业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上升了7.5%，其中燃料和动力价格上涨了15.7%，工业生产成本总体上升了29.8%；浙江省上半年燃料和动力购进价格上涨了12.4%，有色金属材料和电线类购进价格上涨28.5%；上海市上半年汽油和柴油价格涨幅也分别达到11.1%和8.4%。
    “石油、铁矿石、铜等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带动了交通运输、家用电器、装饰材料、木材制品、电力供水以及部分农副产品价格的全线上涨，这是10多年来没有发生过的现象。”田伯平说。
    广东省的统计数据表明，从2000年到2005年，物价指数上升了15.4个百分点，而同期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则下降了2.6个百分点，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极大压缩。
    产品和原材料物价指数“倒挂”，原因在于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结构仍以制造业为主要支撑，产品大部分都是技术成熟、供大于求型，“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是大部分企业的现状，对高成本的消化能力极其有限。
　  “高生产成本时代的来临不完全是坏事。”江苏省社科院院长宋林飞说，“它将逼迫中国加速转型，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投资效率”开始为东部各省市反复强调。今年上半年，江苏省制造业完成投资1307.47亿元，增长46. 4%，其中科技含量较高的专用设备、电气机械和通信计算机电子设备投资分别增长72.4%、86.6%和63.1%。与此同时，钢铁、水泥等重点调控行业投资继续降温，钢铁行业投资只增长6.2%，水泥行业投资下降15.1%。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维指出，作为中国经济的领跑者，东部地区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不能仅仅满足于从消耗资源到少消耗资源、从低效率到较高效率、从高污染到较少污染的转变，而是要着眼于知识经济时代的思维竞争，把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基础从消耗资源转移到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即把经济增长的基础放到对智力因素资源的开发利用上。
　  “自主创新”成为东部转型的“关键词”，各地纷纷加大了对科技的投入。江苏省上半年财政支出中，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大幅增长，企业技术改造投资完成2342.7亿元，增长31.55%。浙江省上半年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增长38.8%，新产品产值增长47.6%，新产品对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增长贡献率达到19.3%。
    但田伯平认为，东部转型是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未来数年对长三角、珠三角而言都是一个盘整期，经济增长速度会放缓，但运行质量会提高。“就像春蚕在吐丝成茧之前要蜕皮一样，成长总是要付出代价。”

（编辑：许小丹）

东部转型的“浴火之痛”

■  半月谈记者  柴骥程  姚玉洁  崔军强

    如果说前两年开始进入产业转型期的东部经济，经历的只是由资源约束带来的“成长的烦恼”，而如今，一种范围更广、程度更深、包含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倒逼”因素，已经让“烦恼”转成“痛”。
    这种“痛”是一种“凤凰涅槃”前的“浴火之痛”，也是脱胎换骨前的“阵痛”。
    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代表的东部经济还在高速发展。以长三角为例，今年上半年，江苏、浙江、上海三地经济依旧保持12％到15％之间的增速。不过，增长背后的信息令人亦喜亦忧：
    三省市上半年的统计报告显示，长三角的经济运行开始呈现出“可持续率先发展”的趋势。如投资拉动型增长方式初现改变迹象；“有效投资”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新导向，工业企业效益回升；自主创新投入逐步增加等等。
    然而，与之共存共生的节能降耗、环境污染等约束性指标短期内难以实现。同时，生产陷入高成本、经济重化工业阶段性特征带来的环境压力、资源能源需求难以下降，诸多导致经济增长“难以为继”的矛盾进一步暴露。
    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浙江GDP超万亿、成为我国第四个“万亿富省”后举行的一次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深切表露对资源消耗型和低成本扩张型高增长的忧虑。“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浙江目前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浙江省委作出浙江经济“腾笼换鸟”的决策，全面实施产业转型。
    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会顺着惯性向前，而这种惯性带来的挑战已经超越经济层面。在东部，随着民间环保意识、权利意识日益觉醒和高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过程性、阶段性矛盾也日益凸现。据浙江省环保局和江苏省环保厅统计，两省有关环保问题的上访件开始居各类信访问题前列，2004年，浙江高达5万件，江苏也达到4万件。与此同时，一些信访事件逐步上升为环保冲突，考验着各级政府处理“转型阵痛”的能力。
    长期研究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浙江大学教授沈满洪认为，“转型之痛”是转型期矛盾的集中表现，也是顺利完成转型必须付出的代价。他认为，中国尤其是东部的工业化进程高度浓缩，以浙江为例，人均GDP从1000美元增长到3000美元，总共才经历10年时间，与此相对应，发达国家经历这一过程，少如日本为50年，多如德国和加拿大为80年。
    如何尽快缩短“阵痛周期”，实现“通则不痛”？客观地认识痛因尤为重要。半月谈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东部工业化初期的许多经验目前恰恰成为诸多矛盾的诱因。
    在东部的工业化起步阶段，走的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乡村工业化道路，而这种星罗棋布式的工业化模式使得污染源分布甚广，很难集中治理。近年来，东部的产业结构开始向污染较重的重化工业转型，据浙江省经贸委公布的资料显示，浙江省的重化工业增长速度连续6年高于轻工业，从2003年开始，重工业产值已经超过轻工业产值。统计显示，在长三角16城市中，选择石化产业作为重点发展产业的有9个城市。
    资源消耗型的工业体系必然产生大量污染物，即便是经过达标处理的污染物，大量企业集中排放形成叠加效应，加上一些企业偷排漏排，已经使环境的承受能力达到极限。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鼓励资源节约和控制污染排放的市场机制尚未形成。
    今年年初，浙江省环保局公布了首批28家环保不良信用企业，人们惊奇地发现，这28家企业中，有13家为污水处理企业，治污企业竟成了新的污染源。大量未经处理的高浓度污水直接进入污水处理厂，而污水处理厂为节省成本，污水未处理达标就排入公共水域，造成新的污染。如果一个区域加大企业的环保成本，在其他地区的企业还不需要承担此类成本的前提下，势必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后果。
    这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率先转型的东部不得不承受的痛楚。但愿正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中西部能够实现“绿色”增长，若干年后不必再承受如此沉重的“转型之痛”。

（编辑：许小丹）

转型背后：政府发展思维大变革

■  半月谈记者　姚玉洁　柴骥程　张涛

    今年上半年，东部转型已经初现端倪：江苏、浙江、上海三地实现生产总值增幅分别达到15.4%、14.1%和12.6%，而同期上海、浙江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都明显低于全国水平，分别为9.5%和17.6%。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的“投资依赖”正在消解。浙江省统计局核算处处长朱天福告诉记者，以前投资在浙江经济发展中起主导力量，这两年来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今年上半年，第三产业对GDP的增长贡献率达到了43.4%。
    东部转型的背后，是政府发展思维创新和政府职能的“转身”。“如果到了‘十一五’，我们引以为豪的还仅仅是GDP、工业销售多少，那显然是不完整的。”江阴市委书记朱民阳对记者说。在东部，许多地方政府已经达成共识：发展，不仅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还要考察增长的质量和效率、所支付的代价，以及增长所惠及的人群。
    2005年，广东省万元GDP能耗为0.79吨标准煤，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5.8%，为全国最低水平；今年上半年，全国能源单耗平均水平同比上升0.8%，广东则下降了2.5%。广东省统计局局长卜新民说，自1982年至今25年里，广东一直坚持综合能源统计报表制度。这是因为广东人对能源瓶颈早有切身体会，束缚恰恰成为节能降耗的内在动力。
    资源、环境承载力都非常脆弱的长三角地区也意识到，以重化工业为主要支撑的经济结构固然能带来漂亮的GDP，但要实现持续的、更高效的增长，必须侧重发展现代服务业。上海市“十一五”期间将规划建设20个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立足金融、港口、物流、总部经济、研发中心、创意产业等，错位发展，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江苏省提出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要求到2010年，实现服务业总量倍增，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40%以上，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比重提高到40%左右。
    在运用有形之手调控经济的时候，东部的执政者们越来越发现，不尽科学的干部考核“指挥棒”在调动积极性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短视的、功利主义的恶果。必须从“考核”入手，倒逼官员“转型”。
    江苏省2003年制定了全面小康社会指标体系，涉及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4大类18项25个指标。其中最核心的三项指标为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另外还包括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社会教育科研发展水平等。以往容易被政绩考核“忽略”的指标，现在成了必须完成的“硬杠杠”。江苏省委研究室副主任范朝礼说：“全面小康指标体系把‘全面、协调、可持续’这些字眼量化了，实际上给了官员一个实践坐标和规制，不再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把原先GDP主导的考核下容易失控、出轨的经济冲动，逼进了科学发展的轨道。”
    浙江省的“官”同样不好当。全国首开先河的“庸官问责”，其实质是从注重行政权威到强调政府职责的转变，治政不严、管理缺位、效能低下等问题统统列入问责范围，更遑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
      如何使百姓更快、更好地致富，如何使更多人分享到发展的成果，也成为执政者越来越关心的主题。今年上半年，江苏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315元，同比增长14.8%。农民的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也明显提高，达到人均251元，增长26.1%，其中转移性收入为人均172元，增长24.1%，主要源于社会保障覆盖面的进一步扩大。
    在江苏的苏州、无锡等地，社会保障网络覆盖已相当完善。苏州昆山市玉山镇61岁的农民吴学成告诉记者，他虽然并没有参保，但到了退休年龄一样可以领取每月110元的养老金。除了一次性征地补偿，每月还有120元失地补偿金，以及100元的粮食补助金。

（编辑：许小丹）

※　中兴篇　※
    中部崛起的支点在哪里？城市群作为具有凝聚效力的发展核心，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无疑处于首要地位。随着今年中央促进中部崛起的若干意见的出台，进入了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中部“四大城市群”将上演怎样的风云际会？能否承担起撬动中部的重任？

“四大城市群”共谋撬动中部

■  半月谈记者  皮曙初 陈春园 柴骥程

格局篇：成形虽早，成群犹难

    武汉市凭借九省通衢之地利，北连孝感，东接黄冈，南牵黄石、鄂州、咸宁于一线，西笼仙桃、潜江、天门成一片；皖江城市带以省会合肥为圆心，以长江流经的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为圆弧，形成承接东西的扇面格局；长沙、湘潭、株洲三个城市呈“品”字形鼎足而立，构成长株潭城市群；河南省则在郑州、洛阳、开封的基础上，将周边新乡、焦作、许昌、漯河、平顶山、济源等九个城市合成中原城市群。此四者，正是中部崛起战略中重点规划发展的“四大城市群”。
    这些城市群是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最高、投资效益最好的地区。虽然地理优势得天独厚，但中部省份城市群后天发展仍有不少“通病”。以“1＋8”武汉城市圈为例，中心城市武汉高新产业底气十足、钢铁产量位居全国前列，但无奈一城独大，向东向南辐射能力有限。从城市群结构看，第一层次城市仅有武汉市，缺乏第二层次城市，第三层次城市较多且城市规模小，农业比重大，结构出现断层。与长三角等地城市群相比，中部城市群总量规模还比较小，综合竞争力有限。在中部堪称龙头的武汉市在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外贸出口等方面的实力大体只相当于长江三角洲城市圈的次中心城市或第二层次城市。
    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部城市群还没有形成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格局。“武汉城市圈表现出‘产业发达，市场落后’的特征。”湖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梁亚莉发现，武汉周边城市的服装产业从原材料采购到产品销售基本上依托沿海市场，对武汉则是绕城而去；汽车、钢铁、医药等产业在武汉城市群虽有生产优势，但企业已经习惯“远购远销”；武汉城市圈消费品市场上至今仍是外省商品为主。城市之间互相“不搭调”，城市群如何实现“1+1>2”？

体制篇：“融城”先要“拆墙”

    不可否认，行政分割的排斥力量大于市场整合的凝聚力量。长株潭一体化的口号喊了24年，然而时至今日，咫尺之遥的三座城市间客运交通系统依旧“各自为政”。通信、金融、环境等方方面面的割据几乎成了中部城市群内森森的“城墙”。2006年6月27日晚上，湘江名胜橘子洲上的焰火与对岸长沙市区的夜景交相辉映，人们在此庆祝第一届长株潭三市党政领导联席会议胜利闭幕。在会上，三市签署了一揽子合作协议。
    和长株潭的合作一样，中部各省都已经开始了这种城市一体化进程，“融城大公交”、“通信一体化”、“金融同城”、“信息同享”正在变为现实。预计于今年10月底竣工通车的郑汴快速通道，成为推动“郑（郑州）汴（开封）一体化”中原城市群战略中的“急先锋”，从郑州到开封只需30分钟车程。
    为了推动三市“同心同德”，湖南省甚至将原来位于长沙市中心的湖南省政府机关集体大“搬家”，从长沙市中心南移，向湘潭、株洲*拢。受此影响，湘潭向北发展，*近长株，沿湘江东岸建设未来的城市中心——“中央区”，三市间经济和行政的鸿沟趋向模糊。而自武汉经济圈概念提出以来，9城市政府部门纷纷拆除市场壁垒，搭建合作平台，承诺在市场准入、人才流动、子女入学、居民就业等方面，消除各种限制性、歧视性政策。

产业篇：有了支点，还需杠杆

    2005年以来，武汉汉正街内6000多家作坊式服装企业全部关闭或搬迁，部分西行至黄陂、汉川等地的工业园区，“寄居”汉正街长达20多年的作坊式生产也正式宣告结束。而在毗邻武汉的汉川市新河镇，新的汉正服装工业城一期75万平方米厂房全部建成后，集服装生产、物流、商贸、信息、企业孵化等功能于一体，可入驻企业400家，吸纳8万名工人就业。
    与汉正街服装作坊西出相对照的是，2002年，国内汽车生产巨头东风集团总部整体迁至武汉，重心东移；紧接着，全国最大的水电施工企业“葛洲坝”，决定总部东进武汉。在武汉市武昌区，一个“500强总部区”的宏伟规划正在实施中。
    这一进一出点明了中心城市产业发展的大势。如果说城市群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阿基米德支点”，那么撬动中部崛起还需要一个借助支点发力的杠杆——产业集群。湖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梁亚莉提出，城市圈的“实质是经济一体化，要害是产业分工”，形成区域分工明确、配套紧密的产业链架构。

（编辑：贺大为）

中部会不会和产业承接擦肩而过

■  半月谈记者 陈春园 皮曙初 张涛

    受国家相关政策调整等因素的影响，中部地区吸引外来投资和产业落地的一系列有利条件正在逐步消失。不少人担心刚刚起跑准备加速的中部经济会不会面临急刹车的危机，中部地区会不会和产业承接擦肩而过？
    南昌市外经委副主任丁勇利认为，目前中部地区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已进入瓶颈时期。以南昌为例，草根经济发展不完善，完全依*外来产业难以形成产业优势。南昌服装产业总体不错，但配套产业普遍不足。有服装龙头企业，但商标、纽扣等配套产业却发展不起来，本地经济支撑不了，外来投资成本又太高，难以形成服装产业链。虽然市里努力寻找相关配套产业投资者，但是招商难度比较大，不能完全做到“选商”。
    由于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整，土地政策收紧，过去以土地为最大“卖点”的低成本招商优势目前正在中部地区消失。此外，劳动力不足以及国家银根收紧等因素也正在困扰中部地区发展。
    半月谈记者采访了一些专家和政府人士，大部分认为，中部地区有东北和西部地区无法比拟的优势，沿海地区产业转移近期内仍然首选中部地区。
    中部既有自身的突出优势和发展的良好基础，也有可利用的发展机遇。中部人口接近欧盟15国的总人口，劳动力资源十分充足；中部耕地广袤，是中国最主要的粮食和许多农作物生产基地；中部教育科技力量雄厚，某些技术领域居全国领先地位；中部有很强的制造业基础，大部分都来自沿海的民间资本，以及外商在沿海企业的内移。
    在今后几年，看谁会招商、看谁最亲商、看谁肯安商、看谁能富商，将是中西部区域争夺产业承接机遇的“杀手锏”。
    目前，中部地区各省份已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河南实施的委托招商、中介招商、联谊招商、会展招商、顾问招商等多种形式，搭建了与国际接轨的招商新平台；江西培养的一支思想开放、事业心强、会操作的干部队伍，为开放型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保证；安徽芜湖的产业链招商也值得借鉴。
      专家建议，在产业承接中，中部必须进行路径创新，包括产业发展要走高起点、跨越式的技术路线；产业发展要采取大规模资金投入的方式；产业发展所需的资金，要通过资产的兼并、重组、与境内外战略投资者合作和资本市场运作等方式筹集。

（编辑：黄海燕）

（个案链接）  “南昌经验”：承接、对接两不误
 
■  半月谈记者  陈春园  皮曙初 崔军强

    自古以来，得中原者得天下，逐鹿中原成为王者梦想。近几年来，中部各省抓住沿海地区产业梯度转移的天赐良机，顺势而行，放开怀抱，迎接产业承接时代的到来。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耀博士分析认为，经济发展的梯度转移规律使中部区位优势开始彰显。中部居中的地理位置和四通八达的交通条件，决定了其 “承东启西、纵贯南北”的战略地位，是我国统筹区域发展的一个关节点。中部凭借其区位优势、巨大的市场、整体上优于西部的工业基础以及巨大的劳动力优势，可以更有条件地承接东南沿海乃至境外的产业转移。
    南昌市是我国惟一一座与长三角、珠三角和闽东南三大经济区相毗邻的中部省会城市。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良好的投资环境，让南昌具备了成为国际和东部沿海地区产业梯度转移理想地点的条件。随着传统产业陷入低迷，南昌成功实现了产业转型，外来产业迅速成为全市经济支柱。两个数字充分说明这一点，2001年南昌市出口额仅为1.55亿美元，此后连年翻番，2006年预计将突破10亿美元。
    南昌市决策层认识到，中部承接产业梯度转移也是中部地区自身发展的需要。中部地区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初始阶段，产业发展水平普遍较低，又有丰富的资源优势和生产要素低成本的优势，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人才和技术短缺。沿海发达省区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结构，经济技术协作更为紧密，借助这些省区的人才和技术优势，发挥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主动承接区域间的产业梯度转移。
    南昌市常务副市长龚建华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说，南昌市近几年之所以在产业承接方面有所作为，除了抓住大开放的“天时”和南昌构筑立体交通网络的“地利”之外，制胜的法宝是打造统一干群思想，构建有利于开放型经济快速发展的“人和”氛围。
    自2001年始，南昌就在全市掀起一场“政府效能风暴”，矛头直指推诿扯皮的“衙门作风”和向企业乱罚款、乱检查、乱摊派、乱收费的“四乱现象”。南昌设立了全年无休“证照办理一站式”窗口，想客商之所想，急客商之所急。亲历当地政府细节亲商的做法后，晶湛科技江西分公司管理部经理张志群感慨地说：“有谁还能拒绝这个城市的诱惑？”近年来，相继有20家世界500强企业和22家国内200强重点企业在内的一批企业落户或正在落户南昌。
    从“积极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到“对接长珠闽，融入全球化”发展思路的提升，南昌市常务副市长龚建华认为，不但是承接梯度转移，而且要承接国外前沿产业的直接转移，要创出南昌品牌。如果一个地区只局限于承接，则可能建立在地域优势基础上的只有初级产业及初级加工工业等夕阳、衰败部门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如果不积极主动地实行产业对接，将永远陷于被动和落后。
    基于这一思路，南昌市在与外部世界进行产业对接时始终遵循这样几条原则：一是在承接产业梯度转移的同时，与本地区产业发展的一步到位相结合；二是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不再盲从，与本地区的产业布局、结构优化、经济成长相结合，最大限度发挥其带动和撬动功能；三是承接与自主创新相结合，通过嫁接和整合，实现优势再造；四是对接只是手段，融入才是目的，通过产业对接，融入全球化，参与国际分工。
    从2002年至今的4年里，南昌市每年都要组织数批高规格代表团，赴东部沿海省份和海外寻策引智。南昌市经贸委副主任黎建武感慨地说，这几年走出省门，开阔了眼界，各级政府实现了从“不东不西”到“承东启西”观念的转变。“成本最低、效率最高、回报最快、信誉最好”，“四最”品牌如今已成为南昌进入长珠闽乃至世界的敲门砖。

（编辑：黄海燕）

（个案链接）芜湖：皖江经济带上的一条潜龙

■  半月谈记者 皮曙初 陈春园 张涛

    芜湖，长江巨埠、皖之中坚。在安徽省委、省政府皖江经济带和东向发展战略的部署下，芜湖市跻身中部崛起第一方阵。“以芜（芜湖）马（马鞍山）铜（铜陵）宜（安庆）为重点的皖江城市群被誉为安徽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精华所在。芜湖市从以长江四大米市定位的商贸城市变成强势崛起的装备制造业名城，演绎了中部城市产业发展新概念。”安徽省委常委、芜湖市市委书记詹夏来说。

新概念之一：从承接产业到对接产业

    作为徽商的发祥地之一，芜湖历来以商贸流通业立市，但是民族工业基础薄弱，新中国成立后虽工业门类齐全，但装备水平低，没有大的企业。今天，芜湖市却已成为著名的汽车产业基地、电子电器生产基地、新型建材生产基地。
    芜湖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总经济师陈奎典以空调产业为例向半月谈记者讲述了芜湖产业兴起的故事：1997年底，在考察了国内众多开发区后，广东美的集团落户芜湖技术开发区，决定以此作为辐射华东的生产基地。次年，美的芜湖空调公司一期工程竣工投产，当年注册、当年投资、当年赢利。
    但美的对于芜湖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更是芜湖市与东部沿海产业对接的“端口”。由于美的在芜湖的迅猛发展，相关配套生产企业也扩展到40多家，形成了一个几乎涵盖所有零部件配套以及物流的产业链。成熟的产业链造就了芜湖市对更多电子电器厂商的强力“磁场”，吸引了日立空调在中国的第二个生产基地落户芜湖，也吸引了实达电脑举家搬迁扎根芜湖。
    芜湖位于“长三角”西北角，与长三角城市交往素来密切。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芜湖作为皖江城市群一员，也部署了“东向发展，接轨长三角”的战略。不过，陈奎典说，芜湖最重要的一条是培育了自己的产业和产业链，在东向发展战略中不是简单“承接”东部产业转移，而是以自己的产业和产业链，利用自身优势，对接东部地区经济辐射和产业转移。

新概念之二：从“投资饥渴”到“特色招商”

    出芜湖市沿芜宣高速行驶不到20分钟，高速公路两旁热火朝天建设中的工地不断映入眼帘。这里就是主动对接了沿海产业转移的芜湖县机械工业园区。清一色的机械工业项目是这个开发区最大的特色。开发区党委书记汪铸介绍，目前入驻开发区的企业中，汽车零部件企业已达60多家，矿山机械企业20多家，产业集群特色鲜明。开发区甚至将2003年以前进入的非机械制造企业，采取“腾笼换鸟”的办法置换出了园区。
    “在中西部普遍面临‘投资饥渴’、见项目就抓的形势下，我们以产业链构建为导向，鼓励同类和相关联的产品企业相对集中，促进产业积聚，走特色招商、错位发展之路。”芜湖县常务副县长、机械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张志宏说。张志宏认为，东部产业转移不是简单的产业迁徙，而是一次产业升级，需要在转移的过程中形成新的产业链、价值链、服务链和利益链，芜湖市通过这种产业聚群式的招商，为沿海产业二次创业提供了一个发展平台。
    这种以产业链招商策略的直接效果就是，“筑巢引凤”引来的不是一只一只，而是一批一批。芜湖大捷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应炎平告诉记者，他们是从浙江整体搬迁过来，同他们一起从浙江一个县城搬迁至此的汽配企业一共有32家，在这里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汽配产业链和产业群。

新概念之三：从“中部制造”到“中部创造”

    2006年8月28日，由信息产业部批准设立的全国首个国家级汽车电子产业园——芜湖汽车电子产业园正式揭牌。截至2006年6月底，芜湖市已形成35万辆轿车、6万辆轻型客车、50万台汽车发动机的生产能力。
    奇瑞目前已经成为中国汽车工业自主创新的代表，每年的研发投入均保持在当年销售收入的10%以上。目前企业拥有专职研发人员1600多人，其中博士就有50人，海内外专家160多人。